见死不救也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？解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｜海剑说法

　　【观点摘要】别再觉得“见死不救”只是道德污点！夫妻吵架后妻子跳河，丈夫冷眼旁观；老师眼睁睁看着幼儿坠沟不施救；护工对雇主急病坐视不管……这些看似“没动手”的冷漠行为，可能已触碰刑法红线——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！法律从不会纵容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，特定关系下的救助义务，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。读懂这篇，分清道德与法律的边界，别让冷漠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！

　　法律的锋芒，既指向“为恶”的积极施暴，亦穿透“不为”的消极冷漠。特定情境下，看似无所作为的懈怠，实则可能触碰刑律红线，背负生命无法承受的法律之重。

　　一则典型案例曾引发全民法治思考：男子发现妻子手机存有不雅聊天记录后，恶语相向、拳脚相加，更将私密内容公之于亲属群，令妻子无地自容。妻子不堪饮下农药，男子目睹中毒症状却冷眼旁观、未施援手，最终眼睁睁看着生命凋零。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。

　　无刀刃相向之实，为何背负杀人之名？答案藏于刑法体系中“不作为故意杀人罪”这一特殊罪名。它打破“杀人必是主动施暴”的固有认知，更以法律刚性，彰显对生命权的极致敬畏与守护。

　　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法律根基，源于《刑法》第十四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：“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，因而构成犯罪的，是故意犯罪。”

　　具体而言，该罪是指行为人身负防止他人殒命的特定义务，且具备履行能力，却以消极不作为姿态拒不施救，最终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犯罪形态。其核心特质在于行为方式的差异——非“主动作为”施暴，而是“被动不作为”失职。

　　认定此罪需严格遵循《刑法》第三条“罪刑法定原则”，同时满足三大核心要件，缺一不可：一是身负防止他人死亡的特定义务；二是具备履行义务的现实能力；三是不作为与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联。

　　作为义务是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核心内核，更是界定刑责的关键标尺。历经司法实践淬炼，其来源已形成清晰体系，主要归集为四大类别。

　　其一，法律明文规定之义务。诸如《民法典》确立的夫妻相互扶助、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保护等义务，此类民事义务需与刑法衔接方可成为不作为犯罪渊源。最高法参考案例裁判要旨明确，夫妻扶养义务含危难救助，是扶养义务的自然延伸。

　　浙江嘉兴鲍某案颇具代表性：鲍某与妻子朱某争吵殴打后，朱某跳河，鲍某目睹却驾车离去。法院认定其未尽夫妻救助义务，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十个月。朔城区法院曹某庆案进一步明确，夫妻一方侮辱殴打引发对方自杀，有能力救助却怠于履行的，属间接故意，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。

　　云南昆明杨某某、王某某案则彰显父母义务的刑法规制：二人因无力承担重病女婴治疗费，将其遗弃于偏僻山坡。法院认定其未尽法定抚养救治义务，放任死亡风险，构成故意杀人罪（未遂）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及三年缓刑。

　　其二，职务或业务所系之义务。特定职业从业者因职责负有强制救助义务。最典型的莫过于幼儿教师失职案：某幼儿园教师江某带领班上幼儿外出游玩时，走在队尾的幼儿鲁某不慎坠入未加盖的下水道。江某见状立即呼救但周围无人，其探测后发现下水道仅70公分深，完全具备徒手施救能力，却始终拒绝下水救助。后路过的农民工将鲁某救起，但因延误救治时间过长，鲁某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　　法院认定江某未尽教师保护幼儿的职务义务，主观为间接故意，不作为与死亡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，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。裁判要旨明确，特定职业者对服务对象的生命危险，具备能力却怠于救助的，可能构成本罪。

　　其三，先行行为引发之义务。这是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类型，指行为人先前行为致他人生命权陷入危险，衍生的救助义务。最高检明确司法观点，认定核心是“先行行为须创造法益损害危险性”，制造风险者负有降险义务。

　　《刑事审判参考》第834号指导案例裁判摘要强调：“先行行为造成法益侵害现实危险的，行为人应承担避免危险发生的法定义务，不积极履行则构成不作为犯罪”。最高检曾通报湖南衡阳南岳区谭某案：谭某骑摩托车搭载未成年少女倪某外出时发生交通事故，双方口头私了后，倪某不久便腹痛难忍，其朋友当即拨打120求助，但谭某因担心治疗费用过高，拒绝了医生送医的建议，仅带倪某到小诊所简单处理外伤。后倪某腹痛加剧，谭某在未联系其家人的情况下，将重伤的倪某独自留在面包车内离去，次日倪某被发现死亡，经鉴定系外力导致脾脏破裂出血性休克致死。

　　检察机关认定谭某交通事故先行行为引发救助义务，其怠于履行放任死亡，涉嫌不作为故意杀人罪。该案明确，先行行为救助义务不因“私了”免除。此外，主流观点认为，无结果加重犯规定时，犯罪行为可成为先行行为，需单独评价不作为。

　　某故意伤害案中，张某持刀捅伤李某致重伤，明知其失血有生命危险却逃离，致李某延误救治死亡。法院认定张某故意伤害先行行为引发救助义务，不作为构成故意杀人罪，与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。

　　其四，法律行为设定之义务。行为人通过合同等法律行为承接的照顾义务，具法律强制性。张某受雇担任独居老人李某护工，合同约定负责紧急救助，却在李某突发心梗时未采取任何措施，致其死亡。

　　法院认定张某基于雇佣合同产生救助特定义务，不作为与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，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。司法观点明确，主动承接照顾义务者，对被照顾者生命危险怠于救助的，需担刑责。

　　法院认定不作为故意杀人罪，需立足案情综合实质研判，确保定罪精准、量刑公允。最高检明确，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（含本罪）需把握三关键：义务来源聚焦先行行为造险；因果关系限于先行行为风险范畴；具备作为或结果回避可能性。江苏南通王某渔船电击案恰是这一标准的生动诠释：王某捕鱼后未关闭捞网电源便准备返航，与王某有经济纠纷的李某涉水拖住渔船并将其拉下水殴打。扭打产生的水花浸湿捞网形成电流回路，李某触电后抓住船头呼救，王某因积怨心生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”的念头，未关闭电源施救，待李某不动后才划船离去，李某最终因电击身亡。

　　检察机关评析该案时指出，王某未关闭捞网电源的先行行为，已使河道内人员的人身法益陷入危险，即便介入了李某纠缠的因素，其对危险仍具有支配权，完全可通过关闭电源履行救助义务却放任不管，符合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。类似的，赵某带邻居5岁儿童孙某进山采药，孙某坠沟骨折，赵某明知其无法脱困、山区夜间极寒，却因担心担责独自下山，致孙某冻僵死亡。法院认定赵某具备救助能力（结果回避可能性），放任死亡，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。反之，若赵某当时因自身重伤无救助能力，则因缺乏结果回避可能性不构罪。

　　其次，研判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支配力。这是区分本罪与其他罪名的关键。如交通肇事案中，单纯逃逸致被害人死亡，与将被害人弃于偏僻处使其丧失获救可能，后者对生命支配力更强，更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。

　　最后，厘清不作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联。死亡结果需囿于先行行为风险范畴，即便有介入因素，只要不作为是死亡关键推手，即可能认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。

　　当前，法院对作为义务的判断已从“形式要件审查”转向“实质价值考量”，除恪守法律规定，还需结合刑事责任能力排除无责情形，综合行为人对危险的认知、未救助原因、双方关系等判断主观故意。

　　钱某与吴某饮酒后，吴某醉酒执意驾车，钱某未劝阻；后吴某驾车侧翻入河，钱某路过现场明知吴某被困却因担心牵连未施救，致吴某溺水死亡。法院认定钱某未劝阻先行行为、危急时刻刻意不救助，结合朋友关系及救助易实施性，属间接故意，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。

　　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核心分野在主观心态。过失致人死亡罪行为人是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；本罪行为人则是间接故意，明知不作为可能致他人死亡，却放任结果发生。

　　某渔船案颇具代表性：王某与李某同乘渔船时，李某突发急病垂危，王某因忌惮自己此前的嫖娼行为败露，担心报警后被查处，始终袖手旁观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，最终李某因未得到及时救治死亡。法院审理认为，王某明知李某生命垂危，却为逃避自身劣迹曝光而放任死亡结果发生，主观上是明确的间接故意，而非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，故以故意杀人罪定罪，而非过失致人死亡罪。

　　与玩忽职守罪的界分亦需明确：若行为人是现场唯一具备救助能力者，履行义务轻而易举，却明显希望或放任被害人死亡，更契合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，而非玩忽职守罪。反之，若因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危害结果，主观为过失则成立玩忽职守罪。如陕西渭南中院法官李宏案：李宏在办理李宏亮故意伤害案时，明知李宏亮系涉罪人员，却违法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未予收押，且未向主管院长汇报，致李宏亮脱管后再次实施杀人犯罪。法院认定李宏身为法官严重不负责任，主观为过失，构成玩忽职守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两年。

　　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认定，深刻勾勒法律与道德的辩证边界。通常，道德义务依赖内心信念约束，无法律强制力；但涉及生命安全等核心法益时，重大道德义务可能跨越鸿沟上升为法律义务。

　　法律强制特定关系人履行救助义务，契合人类基本伦理与价值追求，并非过度干预私人领域，而是为生命权筑牢法律底线。需明确的是，法律未苛求普通公民“见危必救”，我国现行刑法无“见危不救罪”，无法律义务者未救助仅受道德谴责。

　　时代演进中，法律与道德边界动态调整，部分道德行为可能因社会需求纳入法律规制，这是法律顺应发展、守护公平正义的必然选择。司法实践中，法院结合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二条量刑规定，立足案情综合裁量。

　　该条明确：“故意杀人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关于本罪“情节较轻”的认定，司法观点通常认为，放任而非积极追求死亡、存在介入因素、初犯偶犯或事后悔罪等，可认定为情节较轻。

　　某追打他人致其跳河案中，五名被告人见死不救，法院认定其对死亡结果为放任，死亡直接诱因是溺水，属“情节较轻”，分别判处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。周某与妻子王某争吵致王某喝农药，周某事后送医但王某不治，法院以其有补救措施、主观恶性较小，认定“情节较轻”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

　　某小区保安发现住户家中冒烟，明知可能有人被困却因担心担责未报警施救，致两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。法院认定其未尽职务义务，不作为与死亡结果相关，但因主观是害怕担责、存在客观加剧因素，认定“情节较轻”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

　　法律的威严，既惩治“为恶”的积极施暴，亦规制特定情境下“不为”的消极失职。核心依据是《刑法》第十四条故意犯罪与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条款，要义在于以法律刚性筑牢生命权防线，引导特定关系人主动履行救助义务，让公平正义照亮生命角落，维系社会伦理秩序与和谐安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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